《乐队》：孩子单纯，求赐信仰

《乐队》：孩子单纯，求赐信仰

《乐队》

一开始，她们就是想找些好玩的事，结果碰上了闷蛋

北京站，这个理想与现实的聚集地

腾讯娱乐上海专稿 文/法兰西胶片

导演彭磊说，在中国，摇滚乐是一亚文化，不被主流担待。这话有"白纸黑字"可以证明，你翻开高中历史课本，里面对甲壳虫乐队的主要评价是：引起风潮，给青少年带来消极影响。但是我想说，再没有比《乐队》更积极的电影了。在没有人给我们安排信仰的时候，我们自觉地去寻找，即使碰壁撞墙，对于人自身而言，这还不够上进？上影节四天以来所有竞赛片中（本片属于亚洲新人奖单元），《乐队》是最令人激昂、最活力的一部。

从第一部邪典电影《北海怪兽》到今天，新裤子乐队灵魂彭磊已经拍了四部戏，好像大家都习惯叫他导演。片子呢，一如既往的糙，一如既往的反学院，但情感上却与日俱增，汹涌澎湃。特别是这一回，他的命题对象回到自己的老本行，借用一个懵懂北京丫头对自我价值的寻找，揭开当今随着唱片业几近垮台后摇滚乐生存环境的畸形，那种年轻人自我表达失效后的迷茫随处可见。

杰瑞德·赫斯的闷蛋

什么是杰瑞德·赫斯的闷蛋？就是像《大人物拿破仑》或者韦斯·安德森电影里的喜剧角色，缓慢、愚蠢、无聊，一般"正常"的社会人都无法洞察他们的行为逻辑。《乐队》里就有不少这样的闷蛋，在旺盛的生命力基础上长了一张困意的脸。影片开始时出现的闷蛋太耀眼，女主人公来到某小型公社，等待一场怀旧派对，这时门卫告诉他还没到时间，过会儿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将到场，然后他开始默默地在巴掌大的客厅里布置迪厅灯光，布置好了，自high地跳起《青红》那个时代最时髦的迪斯科，看得人一惊一愣的。还有就是科特·柯本的灵魂来到女孩家里，父亲觉得女儿怪异，好像跟什么纠缠在一起，就请来道长做法驱魔，道长是个赝品，却在盘查屋子之后说这个鬼是外国鬼，叫父亲不要担心，因为一般外国鬼不会害中国人。哪来的逻辑？

但就是这种错落的反差让电影变得有趣，迪斯科屌丝男人与神棍大叔的形象，其实是对传统的鄙夷与不信任，特别是后者，批判了一下当代家长制度对青少年成长无作为，长辈与年轻人彼此出现代沟，但是不少家长并非主动介入他们的精神世界，反而选择第三方，老师，心理医生，甚至去咨询出现同样问题的孩子家长。道长这个安排，似乎说明了一个源头性的问题。

吉姆·贾木许的极简

因为低成本制片，也可能是导演本身就这么设想，《乐队》的影像基调很简约，抽离于叙事，主人公坐着、站着、走着，就构成剧情的一大部分，很南京独立影像展的风格。似乎提起极简就离不开长镜头，《乐队》确实用好多次行走长镜头展现主人公心境，并且每一次行走都在主人公心理层次发生转变后出现，例如在河沟边踏过层层荆棘，当时那份摇滚乐理想如此吃力，此后在平坦的荒坡上边走边玩，似乎是男朋友替代了摇滚乐后的一份释然。所以在导演看来，年轻孩子，特别是女孩儿，信仰都是即时性的，以满足当前精神需要为前提。

对地下摇滚乐的纪录片式拍摄也是《乐队》的另一魅力，那几乎不需要太多的机位，因为表演者已经足够爆发非常人的能量，他们在模仿死亡的呻吟中满地打滚，在我们的父母一代看来绝对是壮观的。有趣的是，彭磊在《北海怪兽》中的飞碟情结又出现在电影中，这次不是怪兽，而是科特·柯本的灵魂，他坐着近似3D的宇宙飞船，来到女孩家休息，女孩的信仰因此有了实质性的鼓励，开始出门寻找摇滚乐的入行途径。这就有了那些行走长镜头。现在来看，《乐队》是非常私人却又很大众娱乐的杂糅创作，纪录片，音乐片，科幻片，还有黑色幽默。其实导演一直如此。

广电总局的龙标

《乐队》选择女孩做主角很正确，倘若是个男孩，那种励志感会太浓，会脱离了真实本意，变得形而下了。正是在于女孩看世界的微妙，《乐队》对整个世界的态度是清淡的，没有呐喊，没有莫须有的口号，即使有粗口，有抽烟，有性暗示，但电影始终在维护一个稚嫩的理想，像母鸡孵小鸡。在嘈杂的摇滚乐中，女孩的歌声如此清澈，歌声中的愿望也如此简单，"当我不用去上学，我要真正的男朋友。"最后柯本也对她说（其实就是导演自己的话），不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孩子会喜欢摇滚乐，可能是满足一时的猎奇，可无论怎样，等你长大了，你这份热情就会消失。柯本竟然说出了我们爸妈对我们说的话。然而事实也是如此，唱片公司倒闭了，吉他手跟罗马尼亚女人出国，贝斯手继续泡他数不清的妞，鼓手还有很多生活琐事需要打理。乐室里空荡荡的。就此，《乐队》在理想主义破碎的基础上又上了一个台阶，因为我们追求了错误的路，才显得追求是一件够分量的事。

于是更大的奇迹发生了，这部电影拿到了广电总局的批文，片头有了龙标——2012年，第151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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